银行的重要作用

baobo 2021-11-25 新闻资讯 2 0

一、江西的现状:缺乏重量级中心城市,本地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国第一

1、江西经济水平不高

江西经济不发达,只能排在中游,人均GDP低于湖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和辽宁,高于河南等14个省份。

图1 2020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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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2020年江西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仅占48.13%,位居全国倒数第3位。

图2 2020年中国各省市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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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缺乏重量级中心城市

南昌人均GDP相对较低。江西省会南昌人均GDP在湖北(12个地级市)、陕西(10)、安徽(16)、湖南(13)、辽宁(14)、四川(18)、江西(11)、河南(17)等8省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2位。湖北、安徽均有三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南昌,辽宁则有2个,湖南、陕西、河南各1个,仅四川没有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南昌。

江西较高经济水平城市数量较少。2020年,人均GDP高于6万元的地级以上城市,安徽有9个,河南7个,湖北、四川均为6个,湖南5个,江西、陕西、辽宁均为4个。于是给人一种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如河南的错觉。

图3 2020年中国8省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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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2020年,人口数量高于400万的地级以上城市,湖北、安徽、江西均为6个,河南12个,湖南8个,四川3个,陕西、辽宁均为2个。但是,与其他兄弟省份不同的是,赣州、上饶的人口数量均高于省会南昌,南昌人口仅占全省的13.84%,西安、四川、武汉、沈阳、合肥、长沙、郑州则分别占32.77%、25.02%、21.34%、21.20%、15.35%、15.12%、12.68%,南昌人口首位度仅高于人口大省河南。从绝对量来看,江西GDP最高的城市南昌625.5万的人口数量更是远低于兄弟省会城市。且南昌市的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间。

图5 中国8省地级以上城市七普人口(高于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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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8省主要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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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GDP明显落后于兄弟省会城市。在城市化和人均GDP的戴维斯双击效果下,合肥2001-2020年GDP增长了26.64倍,长沙增长了15.69倍,郑州增长了13.49倍,西安增长了12.65倍,成都增长了10.87倍,南昌增长了10.83倍,武汉增长了10.59倍,沈阳仅增长了4.31倍。

图7 2001-2020年南昌与兄弟省会城市GDP(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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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昌GDP落后,导致江西拿不出一座中心城市去和其他大城市竞争,在争取各类政策试点和资源时,面临城市能级不足等问题,落后于兄弟省份。

图8 5G示范城市建设部署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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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优质企业不足

截至2021年11月5日收盘,江西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63家,位列全国第16位。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9105亿,位居第21位,赣锋锂业、江西铜业为龙头,市值远高于其他上市企业,二者约占江西企业总市值的1/3。其中,南昌A股上市公司27家,龙头股为江西铜业,市值785亿。郑州A股上市公司31家,沈阳24家,均没有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成都98家,拥有通威股份、水井坊、川投能源、四川路桥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长沙74家,拥有爱尔眼科、芒果超媒、方正证券、中联重科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合肥62家,拥有阳光电源、科大讯飞、国轩高科、欧普康市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武汉65家,拥有宏发股份、高德红外2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太原19家,仅美锦能源1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

表1 江西及可比省份上市企业数量及总市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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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一共有66家,其中武汉4家,分别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合肥3家,分别是: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郑州2家,为信息服务业和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成都2家,为轨道交通和生物医药。长沙1家,为智能制造。西安市1家,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赣州有1家,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南昌却一家都没有。

4、本地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国第一

江西缺乏优质企业和重量级城市,人才无法发展所长,无法吸引人才。九江人喜欢去武汉,上饶人喜欢去杭州,宜春萍乡人喜欢去长沙,赣州人喜欢去广东,抚州人去福建。江西的经济水平不高,就业岗位少,待遇明显没有沿海城市好,导致留不住人才。江西没有好大学,只有一所211高校南昌大学,并且在全国排名也不高,学生择业成本使得大部分人会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工作,很多高分考生考到外省就不回江西了。因而,江西人口外流比较严重,大专及以上人才比例低于陕西、山西、湖北、安徽、四川、湖南,略高于河南。

图9 江西本地人才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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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七普人口大专及以上人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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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西经济维持快速发展,人均GDP高于河南

当然,江西虽然底子薄,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也是有亮点的。2001-2020年人均GDP和GDP累计增幅均位列全国第五位,高于9倍。

图10 2001-201220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累计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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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1-2012年中国各省市GDP累计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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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是知识和专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育最好的温床,能提供更多的消费升级机会,能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大城市在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的竞争力更加凸显,发展潜力也在提升。当前,中国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2001年江西GDP2175.7亿元,安徽3502.8亿元,江西仅为安徽的62.11%;江西人均GDP为安徽的91.09%,依然具有可比性。但是,2001年合肥GDP363.44亿元,南昌485.62亿元,合肥仅为南昌的74.84%;2020年南昌GDP仅为合肥的57.19%,人均GDP为合肥的85.68%。

江西人口总量少不是理由!赣州、上饶的人口数量均高于省会南昌,如果南昌人口总量能达到赣州的水平,人口首位度将由13.84%升至19.85%,GDP总量可以达到8239.36亿元,为合肥的82.02%。河南地少人多,人口首位度参考价值不大。倘若南昌的人口密度能达到郑州的水平,GDP总量可以达到11575.5亿元,超越合肥。

没有好学校也不是主要理由。哈尔滨有哈工大,2020年哈尔滨的GDP仅为南昌的90.22%,人均GDP仅为南昌的56.38%。

那么,江西要如何破局呢?历史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给我们哪些经验与启发?待我们先从理论分析开始,然后结合历史经验,为江西的发展寻找一条破局之道。

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种视角

在经济学中,看待政府通常有三种主要的视角: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

第一种为看不见的手,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只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譬如,保护产权、建造铁路等基础设施,提供法律、制度、国防。除了提供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

第二种为扶持之手,即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一国兴衰存亡的关键,所以国家和政府需要作为民族工业发展强有力的后盾以保护本国生产力发展,而不是禀承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某个国家的一个新兴产业,当其还处于最适度规模的初创时期时,可能经不起外国的竞争。如果通过对该产业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提高其竞争能力,将来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并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应采取过渡性的保护、扶植政策。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原因,存在各种市场失灵,使得市场无法出清,形成失业。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供给公共品、治理外部性、调控经济波动、调节收入分配。

第三种为掠夺之手,虽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但是还有政府失灵。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因而需要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范围。

产权即所有权,又可以分为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四项基本面权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观点“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倘若没有私有产权以及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自利就无法激励人们充分努力,在努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懈怠,导致低效率。

合同法等保护契约精神的法律、标准化、质量保障、市场准入等制度则降低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了投资、科技创新和市场增长。国防等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生产和消费环境,间接提高经济效率。

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四类。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但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又有向垄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需要政府等第三方规制垄断行为。

公共产品是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即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即具有非排他性。“搭便车”现象使得公共产品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因而,需要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

外部性是指个人行为的社会成本(收益)不等于个人成本(收益),由其他社会成员承担了额外的成本(收益)。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通过合理界定产权,私人市场同样可以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然而,现实中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按照科斯定理来处理外部性的情况并不多见。通过合并行为主体将外部性内部化也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可行,政府仍然是治理正负外部性的主体。

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不确定性和风险。当企业认为某项投资或生产风险很高时,出于风险能力的考量,就会导致资金供应、投资与生产不足。倘若,这项投资或生产存在正外部性,就会损害社会福利。譬如基础研究的未来收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小微企业融资也具有很大风险,因而,需要政府分担部分风险,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信息共享制度,以增加供给。

三、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1、中国政府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夏朝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由原始社会的公社土地公有制转变为商周的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国土地的赏赐、收回的土地所权,而臣属只有受赐和使用的权利,没有转让、处理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由农民、奴隶耕种,只是要向国王、贵族缴纳贡赋和服力役、兵役。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夏代还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的政策,官府依靠官营经济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期间,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农业生产,提供基础设施。

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以鲁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为增加收入,进行税制改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化。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实施改革,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中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也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一统天下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促进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和商业发展。这一期间,政府的作用除了提供基础设施外,还有财产分配、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没有约束君权,商鞅变法后,中国还是沦为人治社会。

汉初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人口大量增加。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暴利行业都允许民间自主经营,诞生了一批富商。王公大臣、地主豪强一起疯狂兼并土地,自耕农们开始纷纷破产,流民问题随之变得严重起来。汉武帝时期,政府由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转变为国家干预政策。限制豪强地主土地的兼并,实行“假民公田”法,就是将原属于国有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出台按照户收缴的资产税;实行改革币制和盐铁官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工商业阶层不复存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丝绸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北魏时期开始实行均田制,即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

隋朝政府开通京杭大运河,为以后的历代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大运河修筑成功和此后发挥作用的五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朝建国后,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将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等产业全部交给民间自主经营。对富人征税供官府各种公用和充作官吏俸钱。唐朝中期,均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官田也逐步以各种方式私有化。租佃制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劳役地租逐步减少,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成为主要形态。安史之乱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税赋大幅度减少,政府重新恢复了国有专营政策,将盐铁这种利润最为丰厚的产业收归国有。

北宋时期,政府退出了直接干预商业经济的模式,建立了一套由中央贯彻地方,严密、完善的商业赋税的征收、商业市场的监管体系,使得商业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

元朝重农而不抑商,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大力兴办漕运,并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实行匠籍制,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

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明初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立法严禁私人出海。永乐初年开设了浙江、福建、广州三处市舶司,郑和七下西洋,开始与南洋及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永乐之后又加强了海禁,直到戚继光平定倭寇,隆庆开海,而且非常明确支持民间的海外贸易。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清初,坚持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为压抑、限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禁止商民出海,违者处死。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四个口港,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并对出口的商品种类和出海船只的载重量作出严格的限制;乾隆时期开始只开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贸易。鸦片战争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得西方的工业产品和加工后的农产品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成本都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所生产出的产品,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上的优势渐渐丧失,经济发展遭到了新兴经济模式的严峻挑战。19世纪60到90年代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矿业和运输业,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此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中国当时资源全面短缺的情况下,若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大量资源不可能被集中而快速地投入到重工业部门。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可以通过控制生产剩余,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重工业领域。1953年11月,中国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一五”至“五五”时期,国家工业化投资主要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中国确立,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工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推进国家工业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农、轻、重比例和积累与消费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调,出现物资短缺,城乡居民收入也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自发实行了土地“ 大包干 ” ,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各地农村一呼百应。1979年以重庆钢管厂等6家国企作为试点,推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80年,蛇口工业区正式招商引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权分离”的提出,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施行和推广提供了理论支撑。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988年,中国放开了物价管制,除少数重要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1997年,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出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住宅商品化时代。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7年,《物权法》实施,全面保护私人财产。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计划在2~3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不低于500MW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期间,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度改革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助力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逆周期的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

审计署公布的2013年中国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的主要投向为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以及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三者在政府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中占比之和分别为68%和74%,其次则为保障性住房和教科文卫。经济建设支出成为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主要原因。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2015年,中国开始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8年底“4+7”个试点城市启动带量采购工作,药品集采工作逐渐制度化、常态化。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了疫情传播,使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2020年全年办结垄断案件109件、罚没金额4.5亿元,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485件、审结473件,附条件批准4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彰显中国经济强大的活力和韧性。

2、欧洲政府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从15世纪开始,为了筹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货币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加之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亚洲和欧洲的陆上通道,在西班牙、葡萄牙政府为高风险的商业探险提供的资金支持下,欧洲人开辟了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地理大发现后,对外贸易大大发展,羊毛出口和毛纺织业兴旺发达,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殖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

16-17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王权与神权争夺,助推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17世纪初期,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壮大之后,原先在为专制统治而服务的贵族所代表的议会逐渐重视自身的自由传统,不再将君主视为自己的代表和保护人,双方的矛盾愈发明显。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88年议会反对派发动宫廷政变(又称光荣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在1689年颁布文献《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由专制转向民主,由人治转向法制。之后,英国政府制定大量的立法公开支持圈地,使圈地运动以合法的形式进行,规模更大。18世纪,英国通过《公有地围圈法》,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农民对公有地有使用权,而西方法律中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据为私有。仅“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走350多万英亩公有地,农村居民却未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

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解决土地问题,而法国大革命时期是将土地分成小块,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拿破仑法典》又严格规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侵犯。法国小农经济和小微工业组成的社会组织引发了小规模、不经济、高成本的生产方式支撑起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不利于市场的扩大,法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速度被极大的被阻滞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对经济实行不干预政策,未能没有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

英国等先进工业国打着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大旗攻占国际市场。斯密和李嘉图自由贸易的主张,代表着英国有产阶段的利益,他们不仅要求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开展自由竞争,这有利于英国发财致富,却会牺牲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1841年,李斯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德国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德国企业家将投资热情从商业、贸易转移到实体工业;德国政府还指导建立了繁多的社会组织:如普鲁士工业技术促进会、符腾堡工业和贸易中央办公室等,将英国的新技术、新知识加速扩散到德国企业家手中。同时,德国封建农村的改革,采用的是赎买制,具体办法是:农民将自己世袭份地的一大部分转让给容克贵族,来解除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和封建义务;剩下的份地,则归自己所有,完成了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地产所有制。最终使得德国工业和经济反超法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统一思潮进入高潮。西欧单一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美苏相抗衡。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的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诞生。1967年起欧共体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率,1968年7月1日起成员国之间取消商品的关税和限额,建立关税同盟。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宣布其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实现了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更多内容可见《中国为什么要加入CPTPP?又面临哪些阻碍?》)。

为了缩短与日、美的技术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欧洲多国于1988年底推出旨在振兴西欧半导体工业的“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JESSI),参加JESSI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另有三十余家公司(包括菲利浦、西门子、SGS-汤姆逊等)、团体以及西欧九国的计算机、化学、材料和设备等领域内的许多厂家、大学、研究所等。该计划拟将各国、各机构提供的资金集中使用,从1988年开始,1996年结束。

两德统一后,东德曾引以为傲的工业,被西方世界视为“低效率”,逐步遭遇淘汰。在德国统一后几年内,煤炭等传统产业开始衰退,原工业基地成为城市弃管的“棕色地带”,传统经济衰落、城市功能丧失。作为前东德工业中心,德累斯顿受影响最大,失业率曾一度高达30%,在德国排名第一。德累斯顿通过引进西德的法律制度,投入巨资改建和新建基础设施,引入了美国半导体制造商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制造业巨头格罗方德、英飞凌(Infineon),将芯片制造、半导体工厂业务部署德累斯顿。经过多培育,德累斯顿被誉为“萨克森硅谷”,目前德累斯顿已成为欧洲最大、全球第五大微机电基地,三分之一的欧洲芯片在这里生产。德累斯顿聚集了来自汽车供应链、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等各类企业,以及提供技术专长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等在创新链条上关联,高技能人才和研发人员比例高,创新驱动产值产量成效明显。2021年6月7日晚,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制造商博世集团宣布,其新建的德累斯顿晶圆厂宣布正式落成。

当其他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渐渐被中国夺去市场份额,德国工业不是妄图以廉价商品取胜,而是专攻高质量产品,并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保持了自己的占有率。德国政府主要通过创造创新友好型环境、支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研发行为两方面措施来鼓励企业创新。德国政府大力支持与中小企业相关的研究,为这些公司提供它们负担不起的技术、设备和服务,通过生产工序及产品创新强化了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工业联合研究”项目将具有研发兴趣的工业企业与研究机构集合到一起,项目资金无需偿还;“中小企业中央创新计划”对单个企业的研发项目及中小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行资助。“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基金作为德国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主要资助对象为工业企业。为帮助创新型企业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德国政府还成立了高新技术启动基金与ERP启动基金。2012年,德国经济部联合欧洲投资基金共同推出了欧洲天使基金,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融资额度在25万欧元到500万欧元之间。

3、美国政府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1776年,美国发布《独立宣言》。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该报告抨击了农业立国的传统思想,强调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当时美国国内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工资高昂、资金匮乏,面临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而无法发展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等现状,提出了关税保护、出口限制、对目标产业提供直接的政府补贴、对制造业投入进行免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十一条基本政策原则。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促进了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发展。

19世纪初期,随着东部州开始发展商业,美国州政府大量投资于交通设施项目和金融公司以赚取“资产收入”。19世纪30年代,由于大量联邦所有的“公共土地”开始出售给私人,西部州借债大量上涨,用于投资运河建设和银行。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举世闻名的《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25美元的手续费,即可获得西部160英亩(约64.7 hm2)土地,耕作满5年后就可成为这块土地的拥有者。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从销售为主转向赠与,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到美国西部开垦土地。国会还通过《太平洋铁路法案》,鼓励私人进行投入建设,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美国开始了横贯大陆的铁路修建,以此推进西部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

美国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公众逐渐意识到,放任自流式的金融市场存在很大问题,需要一个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监管。1913年美国国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美联储由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和分布美国各地区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组成,从美国国会获得权利,财政也具有独立性。美联储在政府建立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总体框架下工作,主要的货币政策由联邦储备局委员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共同参与制定。

20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美国主要通过出口弥补需求不足。由于证券市场上的公司通过不公开向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手段来获得巨额利益,由此导致了美国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投资者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失。1929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各国政府纷纷提高了针对美国产品的税率,加剧了全球经济不景气,并引发1929-1933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确认在证券交易中要公允地公开企业状况、证券情况等,并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针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普遍性经济大萧条,凯恩斯提出要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失业和萧条问题。为补救严重的经济衰退,罗斯福政府实践了凯恩斯的理论,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到193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为开支计划拨款的立法时,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29亿美元。

二战结束以后,美苏关系持续恶化,美国政府迫于国家军事安全威胁,加快了国防科技体系的建设步伐,采取“先军后民,以军带民”的产业发展战略。美国主要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来架构和拓展国内的产业创新体系,联邦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重点集中在与国防相关的基础研究上,不断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技术与通用技术的公共政策支持力度。由于电子管设备的使用、维修有很多不便,从事电话业务的企业尤其是军事部门一直希望能有一种电子器件,它具有电子管的功能但却没有电子管的灯丝。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可以替代电子管的点接触型锗晶体管,开启了半导体时代。

1940年,美国用于科研的费用仅为3.4亿美元,占GDP的0.3%;到1950年增加到28亿美元,占GDP的1.0%;1960年增为137亿美元,占GDP的2.97%;1980年增为604亿美元,占GDP的2.3%。其中,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约占全部研发经费的65%(1940年仅占20%),工业公司提供的科研经费约占33%。从研究主体来看,美国战后基础科学研究主要以高等院校为阵地,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主要在企业中进行。欧洲科技人才的流入和美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得美国研究人员数量远高于欧洲。再加上美国政府在科研上的大力投入,使得美国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在1945-1980年间,共颁发该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奖200人次,其中美国获奖者为人104人次,英国38人次,联邦德国为13人次,苏联和法国分别为8人次和6人次。

1961年,德州仪器为美国空军研发出第一个基于集成电路的计算机,即所谓的“分子电子计算机”。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导航计算机”和“星际监视探测器”主要由摩托罗拉公司负责,W2F飞机数据处理器主要由仙童半导体负责。1962年,德州仪器为“民兵-I”型和“民兵-II”型导弹制导系统研制22套集成电路。这不仅是集成电路第一次在导弹制导系统中使用,而且是电晶体技术在军事领域的首次运用。1964年美国集成电路年产220万块,集成电路每块均价18.5美元,主要用于军用。

1980年,为了应对滞涨,里根政府利用紧缩货币供应配合全面减税的方法来刺激商业的投资,紧缩社会福利规模并逐步扩大私人和地方经营的规模,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并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拉动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对来自日本和德国迅速崛起的强大制造力和技术赶超威胁,认识到基础科研成果无法实现商业化转化是产业竞争力上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从而开始大力推行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措施,旨在加强创新网络建设,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促进应用性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科技立法来支持国内科技产业的共性技术研究,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促进产业内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为提高创新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美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以创新政策为主,致力于推进创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制度体系,为创新主体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合作环境。美国联邦政府除了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也会介入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像投资人一样下注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主动承担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因而有助于扩大市场空间。

1980年,政府出台《拜杜法案》,授权小企业和大学可以保留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同年通过的《史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案》以及后续的修正法案明确授命国家实验室可以将技术成果转移给私营部门,这些专利改革为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商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1981年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推行25%的研究开发税收减免,放宽《反托拉斯法》对企业间研发合作活动的限制;在1982年启动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1992年启动的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向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财政援助,为从事基础技术和竞争前技术研发的小企业提供早期支持,通过加强小企业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间的创新合作,来提高基础研究的商业化转化效率。

1987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创建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支持联盟内企业进行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并鼓励它们将这些竞争前技术应用到企业后期的技术和产品开发中,继而再通过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在国内市场上实现优胜劣汰,使得少数企业能够凭借优胜技术形成竞争性集中,以提高国内半导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988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设立并实施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和先进技术计划(ATP)。MEP通过建立区域性制造业技术服务与转移中心,将联邦实验室、高校和企业中产生的新技术与方法,以技术服务的方式,直接转移到中小型制造企业中。ATP由政府机构联合高校和独立研究机构共同承担风险,为那些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竞争前共性技术开发提供早期的资金匹配和支持,以加速重大科学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的商业化。

1991年,美国政府与产业界联手搞了一个旨在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工业中统治地位的所谓“微电子2000”规划,目标是要使美国在2000年前从日本手中夺回世界微电子产品市场的主导权。并把采用0.12μm技术廉价大批量制造1GbDRAM (1024兆动态存储器)确定为该规划的具体技术课题。

21世纪,美国开始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领域的培育和支持,而且重视人力资本培养以适应新兴产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要,即通过优先领域的扶持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来提高国家竞争力。

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发布《国家纳米战略》、《国家能源政策报告》和《国家氢燃料研究计划》,将纳米和新能源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先领域;2004年发布的《创新美国》、2005年的《超越风暴》、2006年的《美国竞争力计划》和2007年的《美国“竞争”法》作为美国创新能力建设的行动议程,明确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是美国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内涵,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和构建多层次的产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提升美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产业政策工具。

2009年,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出台了复苏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方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法案),该法案将7870亿美元拨付给能够加速国家经济复苏的特定部门和产业,其中与国家创新相关方面的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旨在加强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激发国家的创新潜力,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2011年以来,美国推行以“振兴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政府接连出台一系列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意在确保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美国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的现代功能性产业政策框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税收减免、知识产权立法、基础设施改善等多方面入手,为先进制造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二,注重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先进制造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第三,以建构制造业合作伙伴关系为抓手,探索技术创新领域公私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完善制造业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和研发平台,促进各研发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2011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提交的《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报告中,提出确保美国全球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创新政策、路径和行动建议,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创造条件鼓励产业界联合学术界和联邦政府识别并拓展合作机会,激发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潜力。2014年年底的《美国制造业及创新的复兴法案》(RAMI)通过,正式授权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成立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技术服务网络,以支撑国家先进制造的发展。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对内经济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放松金融监管、发展传统能源等,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创造就业岗位,提振美国经济增长。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宣布退出或重谈多边贸易协定、采取多样化的贸易保护措施、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以改善对外贸易逆差,重新定位美国在全球贸易与生产体系中的责任与权利。

4、日本政府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实行教育平等化,重视初等教育,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构建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到1910年,日本的初、中、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英国,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日本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二战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日本政府优先将煤炭、钢铁、重油等重要资源投向煤炭和钢铁行业,使得这两个国民经济基础行业快速恢复,并带动了造船、钢铁、化工、电力、汽车等产业的生产。

195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外资法”、“外汇管理法令”,对使用外国专利和提供设计图纸、制造方法以及其他各种技术资料的技术合同付给代价,并保障国外汇率。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的干预,主要推行合理化政策,推动企业采用最新的管理方法,并协调企业间的关系。这些政策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 (1957-1971年) , 限制外资进入日本, 拒绝所有外国独资子公司和外国厂商拥有多数所有权的合资企业的申请, 也不允许外国人购买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股票;同时, 日本政府还采取高关税、限制性配额和高档集成电路设备的许可登记等要求, 限制外国产品向本国市场渗透,以引导和扶植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对于电子工业分为需要加强试验研究、需要促进生产、需要加强生产合理化三类,设定年度目标,由通商产业大臣制定“电子工业振兴实施计划”,政府保证必要资金。

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NEC)自美国仙童半导体获得平面工艺的授权。日本政府要求NEC将取得的技术和国内其他厂商分享,日本政府的这项举措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日本的三菱、京都电气等也开始进入半导体产业。

1965年,日本最大电信服务提供商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日本电报电话公社 (NTT) 推动用于通讯设备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研发,NTT召集多个半导体制造商参与研发集成电路的共同合作,对产品质量以及可信度测试都设置了严格标准。同年, 大型电子交换机DEX-2研制成功,这是NTT与日立、东芝、NEC、富士通、三菱电机等多个集成电路企业合作的第一个项目,NTT在其中扮演了召集企业合作开发, 监督和建立合作竞争规则以及向企业转移先进技术的角色。

1971年,日本制定《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在考虑到日本劳动条件变化、技术进步、保值防止公害、贸易和投资将自由化等,规定主管大臣要制定提高生产技术的高度化计划,政府提供信贷资金与补贴。为了赶超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推动日本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通产省把六家半导体计算机公司组成了三个配对组:富士通与日立、日本电气 (NEC) 与东芝、三菱电机与冲电气, 在1972年至1976年期间每个配对组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1982年,日本政府通过银行长期投资引导日本电子公司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导致国内集成电路产品供过于求。为此,日本政府通过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口电子产品,从而占领美国电子市场,然后提高国内电子产品价格以弥补出口亏损。日本企业凭借其大规模生产技术,取得了成本和可靠性的优势,并通过低价促销的竞争战略,快速渗透美国市场。

1986年,美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电器、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器、松下、冲电气和日本德州仪器等厂家必须向美国商业部提高DRAM和EPROM的成本和销售价格,然后由商业部提出合理的市场价格。通产省被授权建立一种制度监督各集成电路的出口价格,鼓励日本企业更多地购买国外生产的半导体器件,并限制日本半导体产品出口。

1989年,美国进一步迫使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专利。1991年,日美达成的《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明确规定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国内的市场份额从原先的10%提升至20%。1993年,美国凭借其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在世界半导体市场的占有率重新超过日本。英特尔公司从日本的NEC公司手里夺回了“世界最大半导体芯片企业”的桂冠。

为什么日本在微电子领域超越美国?一是日本公司多元化经营,有能力逆周期投资。二是美国税收改革抑制了风险投资。三是自动化生产提高了日本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四是过度竞争导致专业化分工的美国设备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五是与民用市场脱节,终端市场占劣势。六是关键人才出走创业的文化削弱竞争力(更多内容可见《日本半导体产业兴起的秘诀与衰败的教训》)。

为什么日本半导体产业在领先时会被美国、韩国超越呢?一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半导体企业在重资本领域失去了竞争优势。二是日本企业的战略选择。三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不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终端市场缺乏优势。

四、江西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

1、江西建制沿革

先秦时期,江西属于百越国中的干越国。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分争江西。秦设三十六郡,江西属九江郡,置庐陵县、新淦县、南壄县。西汉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郡治南昌县,下辖18县,所辖地域与今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江西属扬州刺史部。西晋元康元年,设江州,治所南昌,后迁至浔阳郡(九江市)。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江西属于江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增为15道,属江南西道,其监察区下辖8州,治洪州(南昌市)。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仍治洪州,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13府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

图12 春秋江西区位

银行的重要作用

图13 清朝江西区位

银行的重要作用

2、建国前江西经济的三大支柱:农业、商业、陶瓷

农业、商业、陶瓷的衰败,使得新中国成立前的江西经济由盛转衰。

(1)农业

在农业时代,沃野千里的平原适合集中进行农业生产。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西汉时期,鄱阳湖平原和赣江、抚河沿岸谷地农垦逐步兴起,南昌、九江开始成为江西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图14 鄱阳湖平原

银行的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发达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根据《洪州东门记》所述,北宋时南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

吉安位于赣州水道中游,交通便利,商贸发达,工商业也极度繁荣,所以这里州县和人口渐渐增多,成为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在南宋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清政府围剿的战争焦点便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争夺,江西成为双方战争的主战场。战乱不断造成人口流失,江西农业发展一落千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将九江列为强制开放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藉此大量倾销成本低廉的工业品,掠夺粮食、茶叶等农产品,几乎摧毁了江西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导致江西经济一落千丈。

(2)商业

在江西的历史上,曾有一条黄金水道,江西商人正是借着一条黄金水道,遍布全国,所聚的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秦始皇曾大规模对岭南用兵,因军事需要开凿了大庾岭 ( 今梅岭 ) 横浦道,将赣江和北江连接起来。之后,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就此诞生了一条水陆立体交通线——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溯长江入鄱阳湖,再逆赣江、章水而上,逾梅岭而入广东,然后顺浈水到达广州,这条交通线逐渐成为我国货易主要通道。随着唐玄宗令张九龄修大余梅关古驿道,赣粤之间实现了水陆交通立体联结,商路更加通畅。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留下了“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的记载。赣商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的盛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增加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座城市。因为上海在长江出海口,位置优于广州,极大地削弱了赣州水路的流量,导致赣江沿线城市不断衰落。19世纪末清政府打算修建一条连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水系的粤汉铁路,当时的首选方案为取道江西南下,曾国藩培养的湖南籍官员在朝堂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最终力荐粤汉铁路绕行改道走湖南。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艰难,过境贸易相当稀少。这一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使赣商的贸易量剧减,也使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绕过了江西,使得江西渐渐被边缘化,也使得江右商帮逐渐没落。直到1996年京九铁路的开通才终结了江西无国家铁道干线的历史。

(3)陶瓷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开始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陶瓷开始外销。自隋唐以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大宗商品。长期以来,欧洲人更是把“昌南”的谐音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可以说,江西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宋真宗景德元年时期,因镇产青白瓷质地优良,所以用皇帝年号作为城市名称,沿用至今。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也记载:“元朝远销瓷器,以景德镇瓷为主。”

16世纪,统治着佛罗伦萨的美迪奇家族集中了地中海地区最好的陶匠,试图仿制中国的瓷器。但是因为对工艺配方以及窑温烧制的不了解,仿制以失败而告终。法国利用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机会,借助传教士建设的关系网,搜集瓷器的制造工艺知识。1650年,法国工匠终于仿制出了青花瓷。由于缺乏制作优质瓷器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烧成温度较低,法国人烧制出来的仿青花瓷只是属于软质瓷,强度不及硬质瓷,热稳定性也较低。中国的瓷器是硬质瓷,坯体已完全烧结、玻化,很致密,对液体和气体都无渗透性,具有当时陶瓷器中最好的性能。

德国找到了德意志施内贝格的高岭土,以及在1300摄氏度烧制瓷器的工艺流程方法。1709年,梅森兴建了一座工厂,梅森作为欧洲瓷都的历史就此正式开始了。由于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积累的大量数据和资料,工业时代之后,欧洲瓷器生产技术日益超越中国,江西的陶瓷生意也失去了国际市场。

五、安徽(合肥)成功的经验

在这中心城市引领经济增长、竞争资源的时代,合肥的成功就是安徽的成功。

1、合肥的历史沿革

合肥古为淮夷地,商朝称虎方,西周称夷虎。周时庐子国建都于此。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废分封,立郡县,合肥与南昌同属九江郡。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改九江王国为淮南王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改淮南王国为九江郡,辖合肥等县,合肥县名始见于此。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改九江郡为淮南郡,合肥县属淮南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庐江郡为庐州,治合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置十道,合肥属淮南道庐州。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合肥县属淮南道庐州,为州治。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合肥县属淮南路庐州,为州治。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庐州为庐州路,隶淮西江北道,合肥属淮西道庐州路。至元二十八年(1290年),合肥县属河南江北行省庐州路。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合肥改属中书省直隶庐州府,为府治。顺治十八年(1660年),设江南左右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辖庐州等府、州。清朝康熙六年(1664年),江南左布政使司改为安徽布政使司,安徽正式建省,合肥县属安徽省庐州府。清朝咸丰三年到十一年(1853年-1861年),安徽巡抚治于合肥县。

2、安徽(合肥)的成功经验

第一,抄底优质企业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缺乏一批大企业、大集团的支撑和带动,经济就缺乏竞争力。优质企业是地区经济生产力的代表,企业(企业家)选择一个地区作为根据地,考量的有家乡情谊、感恩之心等感情因素和资源、市场等利益因素。在资源上,合肥无法与发达地区竞争,但是,合肥有“先共患难、后同富贵”的宝贵品质,在优质企业陷入低谷时给予企业资源,并凭借同舟共济的情谊赢得企业的长期入驻。2018年,坊间一度将合肥政府与深圳政府相提并论,“南有深圳,中有合肥”,并赞誉合肥市政府是中国最厉害的风险投资机构。

银行的重要作用

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京东方合肥六代线之前,其5代线、4.5代线都不理想,企业运营、市场销售很不景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外液晶巨头的降价让京东方备受打压,当年由盈转亏,资金压力巨大。合肥市获悉“京东方有意上马六代线项目了”,合肥市长吴存荣便同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带队赶到京东方考察洽谈。 市委书记孙金龙亲自带队赶赴京东方,表示愿意合作在合肥建设液晶显示器件六代线项目。当时,深圳等国内多个大城市都把橄榄枝伸向京东方,而开出的条件胜过合肥。关键时刻,合肥市果断决策:愿与京东方同舟共济,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京东方在合肥发展新型平板显示产业!“京东方建设首条6代线启动资金需要175亿元,合肥除了在地块配套条件、土地价格、能源供应、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政策性支持外,合肥市政府投入60亿,战略投资者投入30亿,如未能引入战略投资,剩下的85亿在合肥政府的支持下贷款解决。当年,合肥市财政收入仅300亿。为此甚至把地铁项目都暂停了。2009年4月13日,总投资175亿元的国内首条TFT-LCD第六代生产线———京东方6代线项目如期在合肥新站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的上马,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将大大缓解国内彩电行业的“缺屏之痛”。京东方6代线项目开工当天,100多家配套企业,其中23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齐聚合肥,要求在合肥投资为京东方配套。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决心“打造IC之都”的合肥市以发展民族产业的开创眼光,主动谋划推动芯片产业发展,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短短几年内,合肥就汇聚了129家半导体企业,覆盖了设计、制造、封测、设备和材料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成为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2016年5月,合肥市与朱一明掌舵的细分存储器国产领军企业兆易创新决定,合作打造设计和制造一体化的内存芯片国产化制造基地。合肥市出资75%,兆易出资25%,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专攻DRAM芯片研发生产。2017年,兆易创新与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存储器研发项目之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19nm制程工艺存储器 (含DRAM等)的研发项目,预算约为180亿元。2019年,长鑫从加拿大知识产权商Wi-LAN Inc.手中买到了全套的专利授权。同年9年,合肥长鑫宣布8Gb颗粒的国产DDR4内存量产。

2019年,蔚来汽车全年交付量20565辆,同比增长82.1%;总收入78.25亿元,同比增长58.0%;调整后净亏损(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109.62亿元,同比扩大22.4%。当年底,蔚来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和投资少于1.5亿美元,但总债务则超过11.5亿美元,且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面临诸多发行的债务到期的情况。当时,造车新势力资金明显短缺。理想的上一轮融资主要依靠美团创始人王兴个人领投的3亿美元,而小鹏则是有雷军投资。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小鹏已经开始裁员,蔚来也调整了工资发放,威马甚至取消了年终奖。2019年的李斌,被媒体称作“中国最惨的男人”,蔚来同18个城市,进行过投资谈判,但是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蔚来曾宣布与北京亦庄国投达成100亿现金的框架协议,蔚来中国总部落户亦庄,不过最终交易告吹,湖州政府的50亿元投资也被官方否认。在此危难之际,合肥市及时向蔚来伸出了援手。2020年4月29日,蔚来汽车与合肥建投、国投招商和安徽省高新产投达成最终协议,各方将向蔚来中国注资112.6亿元,在新的实体中,蔚来汽车占股75.9%,其他战略投资方合计持股24.1%。到年底蔚来累计交付汽车43728台,同比增长112.6%,自当年4月以来连续9个月实现同比翻番。2021年2月4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与蔚来再签约,双方商定共同打造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世界级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集群。蔚来股价从2020年最低点的2.11美元/股,涨到2021年11月5日收盘的43.12美元/股,目前总市值约700亿美元。

合肥投资优质企业并不是盲目投资,而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把投资引领培育产业放在第一位,找准市场需求、遵循产业逻辑,巧用资本市场以小博大,并能实现“筹集-投入-退出”全过程把控。投资蔚来时,合肥是四条战线同步在开展。一是组织了专业的团队,也委托了国内一些顶尖专家进行论证,对蔚来的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面的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蔚来采用的这种换电模式的支持,给做决策提供一些支撑;三是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通过法务和财务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四是和蔚来进行详细、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

第二,政府承担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任务。合肥有效运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法,既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未来的整体优势;又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要素价格、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有事多援手、无事不插手、好事不伸手、难事不撒手,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合肥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着力优化管理服务职能,积极探索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较早开展国家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等措施;健全政策支撑体系,逐年修订调整支持自主创新政策,采用多种投入方式支持各类主体创新创业;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先后出台“人才政策20条”、“人才创新创业8条”等系列政策,构建完整的“育才、引才、集才、留才、用才”政策体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万套设备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可国外专家却因疫情到不了现场。随后,合肥市出面协调,维信诺首开安徽省复工复产国际包机先河,3个月内安全完成5批6架次累计703人的国际包机和转运防疫工作。2020年6月开始,合肥市委市政府领导多了一个新身份:产业链“链长”。合肥从市级层面建立统筹调度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第三,高效、阳光的政务环境。从2005年起,合肥组织人员两赴浙江省湖州市及长兴县学习考察效能建设,召开全市投资工作暨整治优化发展环境“千人大会”,召开全市“2006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一场“商鞅变法”式的效能革命,迅速席卷合肥。 合肥将一系列开创全国先河的举措,用制度凝固下来,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效能革命不断走向深入。2006年,合肥市四大班子联合对52个市直部门的353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会审,一次性“砍掉”123项,这一举措后来被国内各大媒体形象称作“四堂会审”;接着,在全市开展了“查摆找补创”活动,对办事流程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手术”。与此同时,合肥先后推出了限时办结制、两次终结制、特事特办制、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全程代办制、并联审批制、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制度。随着一些有碍于发展的藩篱被拆除,合肥被打造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项目最少、审批环节最优、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强的地区之一。

第四,强省会战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城市体系规划中的城市定位调整等多种措施,并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强化省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安徽和合肥,曾经长期是“弱省份+弱省会”组合。2011年,安徽省合肥市经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巢湖三分”的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人口增加了约175万,合肥市的行政区域也扩大为11445平方千米,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使远离长江的合肥,成为“准沿江城市”,合肥的城市发展主轴转为“向东”,更便于融入长三角。当年,合肥GDP为3636.6亿元,巢湖县级市GDP184.2亿元,占比全合肥市5%;庐江县GDP131.7亿,占比全合肥市3.6%,巢庐合计在全市占比8.6%。

第五,重视教育和人才。2021年6月12日晚,央视《对话》栏目播出特别节目《万亿城市新征程·合肥》,主持人问,合肥历史上“最持久”的投资是指什么?市委书记虞爱华回答是中国科技大学。合肥与中国科大相亲相爱、相伴相随,而且历久弥新。没有中国科大,合肥难有今天这样出彩。中国科大有今天,也有合肥出的力。

1959年3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了16所高校,作为全国重点大学,进行重点建设,其中就有1958年建校的中科大。1969年,13所在北京的高校被迫外迁,中科大就是其中一个。按照中科大的最初想法是迁至湖北或河南,所以最先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考察,但也很快被这两个地方所拒绝。在辗转河南、湖北、江西等6地之后,最终落户安徽合肥。在其他地区拒绝中科大的时候,安徽省省委明确表示愿意接收中科大,并于1970年将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让给中科大办学。在全国粮食都紧缺的困难时期,安徽举全省之力,支持中科大的发展,比如说,在全国电力都很紧缺时,将中国科大列为优先供电单位,哪怕省政府办公室没电,中科大也要有电;合肥在淮河以南,本来不属于配备集中供暖的地区,却给中科大破例,中科大成为了安徽省第一个全校供暖气的高校;安徽还与铁道部门全力争取,开通了合肥到北京的铁路专线,以方便教职员工回京探亲;安徽还争取到中科院研究所落地,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科教名城;专门批”科学岛“给中科大作为科研基地等。中科大也给予合肥和安徽丰厚的回馈。1999年,合肥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一。2004年,合肥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2017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是继上海之后批准的第二个国家科学中心。当前,合肥有三个双一流大学:中科大(985)、合肥工业大学(211)、安徽大学(211),还有13所知名大学的基地:浙大(合肥)科创中心、天津大学合肥创新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复旦大学科技创业园、同济大学合肥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合肥产学研基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科学城、国防科技大学合肥校区。

除了教育之外,合肥还重视吸引人才流入。2015年合肥发布《合肥市进一步扶持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实施意见》。2018年合肥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才来肥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2020年合肥发布《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围绕企业和人才十分关注的稳岗安居等问题,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人群,通过提供人才免费租房、补贴购房以及发放岗位补贴、柔性引才奖补等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合肥干事创业。2021年,合肥开始实施“技术工人租赁住房安居工程计划”,对在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就业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按照90平方米、70平方米、50平方米,三年免费提供租赁住房,如果自己租则按照市场价格,给予三年房租补贴,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合肥有“一席之地”、能“一展所长”。目前,合肥市已集聚“两院”院士135人,入选国家、省各类人才工程项目的高层次人才5000多人,连续三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前十。

六、江西要如何破局?

借鉴安徽、中国和国际经验,江西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一是改革观念,主动出击,抄底优质企业,先共患难、后同富贵。在与兄弟省份相比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心理,好企业是等不来的。要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就必须主动出击,寻找邀请企业入驻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来自于优质企业的暂时性发展困难,来自江西先共患难、后同富贵的宝贵品质。同时,投资优质企业不能盲目投资,而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把投资引领培育产业放在第一位,找准市场需求、遵循产业逻辑,巧用资本市场以小博大,并能实现“筹集-投入-退出”全过程把控。

二是政府承担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任务。这是主要发达国家促进本地企业发展都采用过的政策,地方政府不能将这个任务完全转给国家,必须主动作为,着力优化管理服务职能,借助国家在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助力本地科技创新。组件企业联盟,支持联盟内企业进行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并鼓励它们将这些竞争前技术应用到企业后期的技术和产品开发中;建立技术服务与转移中心,将高校和企业中产生的新技术与方法,以技术服务的方式,用较低成本提供给中小企业;由政府机构联合高校和独立研究机构共同承担风险,为那些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竞争前共性技术开发提供早期的资金匹配和支持,以加速重大科学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的商业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帮助创新型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是打造高效、阳光的政务环境,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四是推进强省会战略。通过昌九一体化,强化南昌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城市能级。

五是重视教育和人才。没有一流大学,就自建一流大学;要吸引人才,就先尊重本地人才,优待本地人才。《燕昭王求士》中有一个著名的千金买骨的故事,“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江西可以从南昌大学等本地高校入手,提升南昌大学发展的优先级;通过提供人才免费租房、补贴购房以及发放岗位补贴、柔性引才奖补等措施,提高本地人才生活条件,吸引江西外流人才回归。

六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维持合理房价。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人才的生活成本。高房价会导致人口外流、企业外迁,会吸引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降低研发支出,不利于创新。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江西可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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